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对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2025、2035发展目标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从现状、原则、目标、任务、保障等多个方面做了前瞻、务实、创新的详尽规划，无论对政府系统还是数字市场，这都无疑是影响未来新十年发展的重要文件。 

从未来数字政府建设的趋势来看，《指导意见》中已显性或隐性地展现了数字政府建设的五大战略性转变，把握这五大转变对如何决策、推进和参与下阶段数字政府建设至关重要。 

一、数字政府建设的角色、价值与地位发生了变化 

从“电子政务向电子商务学习”到“数字政府助推数字经济发展”。 

《指导意见》可以说是2016年“互联网+政务服务”指导意见发布之后的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分水岭事件。而从本次文件中涉及的公共服务和政务服务的内容来看，其中涉及的信息均是正在试点、进行中的地方实践，这不仅侧面印证了过去5年多以来的我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成果。但同时，将数字政府视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与先导性工程”，视为“助推数字经济、引领数字社会、营造数字生态”的根本性动力，这已经表明数字政府建设的角色、价值与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或者说2022年之前是“电子政务向电子商务学习”，在这之后，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频率、节奏将需要保持在数字政府的视野半径以内。 

二、数字政府建设的根本动力与目标发生了变化 

从“互联网+”时代的政务服务体验“赛马”到数字政府管理者数字素养整体提升。 

《指导意见》指出，数字政府建设是为了“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趋势”以及“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为发展愿景。可以说，过去十年的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本质是一种“赛马机制”在发挥创新潜能，无论从浙江的数字化改革、广东的全面数字化发展以及上海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来看，还是从深圳、杭州、厦门等的城市实践来看，本质都是在充分利用自身发展资源与机制优势，以面向公众获得感为准绳的进行“抢跑”式的创新，而未来数字政府建设的焦点将从服务转向治理，从公众体验的口碑转向管理者的数字素养提升，以此来稳固数字政府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盘。 

三、数字政府建设的成果与效能表现发生了变化 

从“运用”数字技术到“驾驭”数字技术，不仅需要强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需要把握“分寸感”。 

《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数字政府体系框架更加成熟完备，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数字政府基本建成。同时指出要“消除技术歧视，保护个人隐私”。由此可以看出，“整体协同”的数字政府组织效率其实已经成为保障“公平普惠”的政务服务质量的前提。而在大规模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渗透下，数字政府建设在未来可能需要强调的不是如何广泛地使用新技术，而是率先考虑如何去“驾驭”数字技术，不至于使数字技术成为数字政府疆场的脱缰野马，这也将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的基本要求。 

四、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技术角色发生了变化 

首次提出“推动技术部门参与业务运行全过程”，数字政府建设由“技术支撑业务”转向“业务牵引技术”的新阶段。 

本次发布的《指导意见》除了对大数据与政务云做了相应阐述外，而对当下流行的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数字孪生、虚拟现实、元宇宙等只字未提，这本身即是一种破除技术概念迷雾的价值回归，建立“技术理解业务”、“技术为业务服务”的数字政府建设核心理念。同时，只有技术部门对业务运行全过程的参与，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技术对服务逻辑、体验设计上的“温差”，这也是构建“有温度”的数字政府的基本要求。 

五、数字政府建设的组织决策体系发生了变化 

“加强党的领导”使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由政府范畴的工作能力建设转变为执政党的数字素养与执政能力建设。 

《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加强党对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的领导”，建设数字政府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提出要“将数字政府建设工作作为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这是数字政府工作领域前所未有的决策高度与考核力度。从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发展的以往地方政策规划设计来看，以省市区主要领导（或常务、或副职）等作为领导小组组长基本是“惯例”，而从现在开始，各地及部门党委一把手或将要全权把控数字政府建设的方向。此外，着力提升干部队伍的数字化意识与数字素养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因此，数字政府建设已经由传统视野下的政府范畴的工作能力建设，转变为执政党的数字素养与执政能力建设。